1955年8月，中南海，一份上将名单摊在桌上。 名单翻到最后一页，该有的名字基本都有了。粟裕、陈赓、许世友、杨得志，一个个拎出来都是硬邦邦的战将。评衔的负责人罗荣桓站在旁边，等着最终拍板。 毛泽东没有立刻点头。他把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然后问了一句话。这句话的语气，跟“这个人怎么没上”“那个人是不是低了”完全不是一回事。 他问的是： “ 陕北红军的代表呢？ ” 罗荣桓把册子翻回去，又找了一遍。没有。上将那一栏里，找不出一个从陕北红军那面旗子底下走出来的人。 毛泽东把名单放下了。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，意思很清楚： 上将名单里，必须有阎红彦。他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。 罗荣桓提醒了一句：阎红彦已经在四川当副省长了，按规矩，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不参加授衔。 毛泽东的回应没有留任何余地。大意是：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把他调回来。 一个已经在地方上当了副省长的人，被一纸命令从成都调回军队，安了一个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的头衔，然后放进了上将名单。1955年9月27日，授衔命令发布，五十五人授上将，阎红彦是其中唯一一个授衔前已经转到地方、并不在军队岗位上的。 这件事如果只看表面，是一个“特批”的故事。但你把名单翻回去，看看陕北红军那一段，看看刘志丹、谢子长、贺晋年这几个名字，就会发现毛泽东那一问底下压着的东西，比“照顾一个老同志”要冷得多，也重得多。 一、那份名单缺的不是一个名字，是一整面旗子 1955年授衔，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。它要摆平的，是一支军队从几十年分散作战里带出来的全部历史。 红军时期有三个方面军，抗战时期有八路军三个师和新四军，解放战争有五大野战军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堆“小山头”：红二十五军、陕北红军、东北抗联、琼崖纵队。这些“山头”是历史形成的，不是谁故意要搞，是战争年代各路人马在不同地方各自为战打出来的。毛泽东本人的态度很明确：承认山头，照顾山头，但反对山头主义。授衔要做的，就是在名单上把这些山头都摆到该摆的位置上。 陕北红军在这个盘子里，位置极其特殊。 它不是中央派出去的部队，是在陕北那片黄土地上自己长出来的。刘志丹、谢子长这些人，从清涧起义开始，拉队伍、建根据地，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，硬生生在陕北撑出了一块落脚的地方。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，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，那支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队伍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延安后来能成为革命的中心，底子就是陕北红军打下来的。 但到了1955年，陕北红军在名单上几乎“空了”。 刘志丹，1936年东征时阵亡，三十三岁。谢子长，1935年因伤去世，三十八岁。陕北红军最早拉起队伍的那几个人，两个最主要的创始人，都不在了。按正常逻辑，接下来该轮到贺晋年。贺晋年是陕北红军出身的副兵团级干部，按级别和资历，授上将本来是有希望的。但授衔前一年，他受到一件事的牵连，最后只授了少将。贺龙替他鸣过不平，毛泽东过问之后，才从大校提到少将，但离上将已经差了一大截。 陕北红军在上将那一栏里，空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