湘江一战之后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，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，在湘、黔、川、滇一路层层布防，到处预设口袋阵，一心要把这支疲惫的队伍就地消灭。可从湘江之后直到抵达陕北，红军没有落入一次足以全军覆没的埋伏。这件事，蒋介石到晚年都没能想明白。 很多人会简单归结为红军将领指挥高明，这是重要原因，但不是全部。长征路上有一支很少被大众熟知的队伍，军委二局，局长曾希圣，专门负责无线电侦听和破译。当年国民党远距离调兵、布置伏击阵地，基本依靠无线电发送电报。军委二局持续破译敌军各类密电，蒋介石下达给各路部队的调防计划、埋伏地点、兵力数量，红军指挥部大多能提前掌握。毛泽东曾经评价，和蒋介石打仗，就像玻璃杯里押宝，对方的底牌看得清清楚楚。 与之相对，红军使用的“豪密”，国民党方面耗费大量人力，始终无法破译。红军的机要人员有严格纪律，一旦遭遇危险，第一时间砸毁电台、销毁密码，绝不留给敌人。情报上的单向透明，让红军在敌人合围形成之前，就能找到空隙绕开预设的伏击区域。湘西的口袋阵就是典型，蒋介石原本打算在湘西边境全歼红军，军委二局破译密电之后，中央立刻改道，避开了这个陷阱。 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，是另一个绕不开的现实。蒋介石名义上统帅全国军队，但西南各省都是地方军阀。龙云、刘湘、陈济棠这些人，害怕红军进入自己地盘，可更忌惮蒋介石借着“剿共”，派中央军进驻、吞并自己的地盘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地方军阀不会全力堵截，甚至会有意留出通道。蒋介石下达的合围命令，各路部队执行起来大打折扣，几十万大军看似一张大网，到处都是缝隙，很难形成完整的致命伏击圈。 红军的基层侦察体系同样发挥作用。每到一地，先派出侦察员走访村寨，摸清山路、渡口，了解民团和敌军布防情况。红军依靠群众，老百姓愿意提供消息，帮助侦察人员。而国民党军队进入西南，脱离本地群众，很难掌握红军真实动向。敌人经常搞不清红军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，伏击阵地往往扑空。 当然，不是说长征路上没有遭遇过突袭和战斗，土城战斗、娄山关战斗，都打得十分艰苦。只是红军不会走进敌人预先布置好、一旦进入就很难脱身的埋伏。遵义会议之后，红军改变过去阵地硬拼的打法，采用运动战，不断变换行军方向，声东击西，调动敌人来回奔波。四渡赤水就是典型，红军不停机动，牵着敌军调动，伏击计划一次次落空。 直到退守台湾，蒋介石回顾长征这段往事，依旧感慨，拥有绝对兵力优势，却拦不住这支三万人的队伍。他始终没有完全看懂，情报、派系矛盾、民心，还有红军官兵顽强的战斗意志，叠加在一起，让他精心布置的埋伏不断失效。 到今天网上的讨论依旧有分歧。一部分人把长征脱险单纯当成军事天才的个人表演；还有人认为，这是多重客观条件叠加，加上红军全体指战员不怕牺牲，共同换来的结果。一场战争的胜负，从来不是只看纸面兵力。蒋介石只盯着红军的人数劣势，忽略民心、情报和内部矛盾，这也是他始终无法解开这个疑问的根源。 特别
